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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时有代表委员建言

  

姐妹“换夫”,证件现乌龙……原本在《知音》里才有的离奇剧情,却在现实中上演,委实让人不可思议。就错综关系与繁复情节而言,它确能满足不少人的“猎奇欲”,但从当事人疲于办手续和“家丑说”看,这带给该家庭的,是麻烦与羞辱感。

应看到,因“外出打工”与“留守”造成的隔离式困境,是附生在城乡二元体制沉疴之上的,这堵围墙,本就难拆除。更别说,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,就如媒体所描述的,像泡面一般只为满足基本生存所需,感情基础薄弱。它们在“聚少离多”的砥砺下,自然更容易遇挫。

说到底,“换夫”下的错位婚姻,于情理而言,它无违法规伦常,我们该多些理解,但也不能罔顾背后的社会症结:“外出打工”与“留守”二元格局,正制造出太多的婚恋变故,而姐妹“换夫”,不过是其微观投射。

但在该事件中,其实更应被聚焦的问题,不是“换夫”,而是这类婚姻遭际生成的社会背景——在某些农村地区,不少夫妻长期分居、“聚少离多”,“外出打工”与“留守”制造的地理意义上的间隔,造成其沟通疏怠与情感涵养的困难,而这对其婚恋关系是种冲淡,甚至是瓦解。

姐妹“换夫”,的确不常见,但两段夫妻关系的“结构重组”,很大程度上,就跟“外出打工”与“留守”的隔离模式有关,它是外界环境作用下的产物,也势必再度将“夫妻分居与感情涵养”的命题,抛在社会面前。

如有研究就指出,夫妻间流动与留守的性别分工,既造成部分家庭经济条件改善,但也容易造成家庭内部矛盾与观念隔膜。如在距离掣肘下,双方的交流机会较少,感情裂缝也可能随之出现。而这,就为婚姻危机埋下祸根。

【原文链接】别忽略了“换夫”背后的社会症结

眼下,农民工夫妻“亮红灯”的景象尤为常见。在有些地方,“临时(露水)夫妻”等现象也大量存在。针对农民工夫妻离婚率攀高的状况,在全国或地方两会上,不时有代表委员建言,提供农民工夫妻房,或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申请门槛,或给农民工放“探亲假”等,以纾解他们的现实需求。

外甥出生证上“生母”写成自己,亲生女儿因此有超生嫌疑没法上户,女子刘丽为此备受折腾。受繁琐手续所累,刘丽坦露“家丑”:因自己在深圳工作,前夫在老家与妹妹日久生情,事发后,她与同在深圳的妹夫同病相怜,也生出感情。最终两对夫妻离婚,姐妹俩互换丈夫再婚。(2月1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看上去,这像是段“错位婚姻”:姐妹“换夫”,家庭“重组”,势必带来身份信息切换成本,出生证“乌龙”、为孩子上户难,就是由其衍生而来;更艰于承受的,则是它难免会受到世俗眼光评判,认为其牵涉到婚姻伦理。

文/佘宗明